日本的三井物产( Mitsui)是三井财团的核心企业，有着悠久的历史。三井物产成立于1876年，“三井物产一创立，就在第二年的1877年(明治10年)在上海设立了支店，比日本国旗还早一步进入中国，成为日本对中国贸易的中坚。”[1]1993年，三井物产的规模排名世界500强第一，而在其后的10年间也都排名500强的前10名。三井物产作为三井财团的奠基者已经培育出众多世界级的企业，其中就有丰田、索尼、东芝、三井造船、商船三井、三井住友银行、石川岛播磨重工、三越百货等500强中的著名企业。如今，三井物产拥有子公司100余家，在日本国内拥有34个机构，在全球90余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办事处89个，当地法人91个。“1980年，三井物产在北京设立了中国事务所，目前在中国有20多家分支机构，参与投资的企业有200家以上。”[2]

1896年，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在营口（牛庄）设立代理店，其店名全称为“三井物产株式会社牛庄出张所”。后期更名为“牛庄支店”，简称“三井洋行”。营口的三井洋行地址位于辽河大街西部路北原针织一厂处的一栋二层楼房。

三井家族起源于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年)的关白(辅佐天皇的丞相)—藤原道长，其后代离开京都，定居于近江国(今滋贺县)“三井寺”地区，开始取“三井”为姓氏。据白益民的《三井帝国启示录》记载:“三井寺”得名于中国浙江天台山(位于宁波、台州、温州地区)的“三井潭”，而日本近江国的居民被认为是中国汉代最后一个皇帝刘协(181～234年)的后裔。近江国是日本出产商人的地方，这些商人在唐宋时期就与中国浙江商人密切交往、如出一家。

日本近江的“三井寺”始建于672年，原名“圆城寺”，日本天台宗五世祖圆珍(智珍大师)于853年来到唐朝，在浙江天台山“三井潭”附近的国清寺研习天台教义。“从唐回到日本后，圆珍于859年成为‘三井寺’第一位住持长吏。应该正是此时，圆珍取自天台山三井潭’的灵威将‘圆城寺’更名为‘三井寺’，此地的村庄因‘三井寺’而取名‘三井村’。”[3]

17世纪中叶，三井家族的后人三井高俊举家从近江国迁往伊势国的松板，他们放弃了武士地位，成为酿酒商人。1673年，三井高俊的四子三井高利开设名为“三井越后屋”的吴服店(今三越百货)。其后，三井高利又在江户(东京)、大阪、京都、长崎等地开设钱庄(两替屋)，从事货币兑换、放贷等金融业务，即为当代的三井住友银行的前身。三井高平继承祖业后，在长崎开设吴服店的分店，宝水年间(1704～1711年)开始参与国外交易，此为“三井物产”的起源。

18世纪后半叶，此时，正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由于三井家族为推翻幕府势力提供巨额资金从而成为功臣，由此，三井家族与明治政府成为一种互相支持、互相利用的伙伴关系，推动了日本经济与社会的重大变革。“1876年，三井家族开设了日本第一家私人银行—‘三井银行’，并成立了当时规模为日本第一的‘三井物产公司’。”[4]

对三井物产来说，三井的海外扩张是从中国开始的。该社于1877年就在上海设立了支店。这是该社最早的海外支店，早于在纽约、巴黎、伦敦的支店。“设置上海支店的契机是1876年清政府向日本提出借款。当时，日本政府命令三井物产的益田孝和第一国立银行的涩泽荣一赴上海进行谈判。……但三井物产以此为契机，在上海设立了支店，”[5]1886年在香港也设立了支店。

三井洋行于1878年在天津销售面粉，同年又把日本三池煤运往上海供外轮使用。如此在华北、华中一带开辟地盘，其特别关注收集肥料，从营口购买豆饼运往日本。

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三井上海支店的山本条太郎奉命到营口考察。“山本是明治二十三年到营口在东永茂做客(是由旗昌洋行主班迪诺介绍和周旋)，对于营口专门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三井洋行于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往营口派来了人员。”[6]1894～1895年甲午战争中，日本忙于战争，三井物产充当日军的军需供应商。

中日甲午战争一开始，三井物产就向政府提供自有的6艘轮船充作军用，同时还雇用德国、荷兰的20艘货船供军用，全力以赴运送军需品。三井物产上海支店，也利用上海是中立地带的宣言，“接受军部命令购买、提供军需品时，到处秘密采购被服、战舰用煤炭等，送回国内，还购买了四艘船。据说作为间谍潜入上海的黑井海军大尉、津川陆军大尉用该社的名义进行军事通信。”[7]可见，最早的正式对外战争一一中日甲午战争中，三井物产充当了辅助日军作战的角色。

三井物产早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1895年1月，就为了战后打入中国东北开始了调查活动，命令山本条太郎彻底进行“北清占领地”的“商务视察”。山本“明治二十八年从二月开始经三个月期间，从旅顺方面逐渐往北走，经由海城、安东、进入平安北道，将详细的旅行报告书提交本店。”[8]战争一结束，“在中国接连设置支店一一牛庄(1896)、天津(1896年)、台北(1896年)、芝罘(1899年)、厦门(1899年)、汉口(1900年)、北京(1902年)、广东(1902年)、台南(1903年)，现固了对华扩张的体制”。[9]由此，从1896年三井物产牛庄出张所的建立，开启了三井财团在营口及东北的经济扩张道路。

“三井开始以本业范围的活动，主要是依靠邮船，所以在三井之外特别记叙邮船之事”。[10]说到三井洋行不得不提及日本邮船株式会社。早期营口三井洋行的货物都是由“日本邮船”运输的。日本邮船成立于1885年，1886年二月，请求日本政府批准在长崎和天津之间开办定期航路，1891年三月，开办神户至牛庄航线。“日本航线”在牛庄（营口）的代理店是英商旗昌洋行，一直到1929年为止，双方的合作持续了39年。

日本邮船会社创立于1885年，是日本最大的轮船公司，隶属于三菱财阀系统，总部设于日本东京都千代田区，明治时期的日本政府对发展近代航运事业十分重视，于1870年元月创办了国有的回漕会社，将政府从幕府接收的轮船交其经营，1871年元月将其改组为回漕取报所，1872年8月又将其扩充为日本国邮便蒸气船会社。日本政府实施优惠政策，将15艘轮船和其它船只交其使用。而成立于1870年的九十九商会(之后改为三川商会，三菱商会)，于1875年5月，在三菱财阀岩崎弥太郎的主导下，并吞了日本国邮便蒸气船会社并易名为邮便汽船三菱会社。同年，日邮会社购得美国太平洋轮船公司上海至横滨航线。

为了财阀的利益，日本政府无偿拨给该会社13艘新购的轮船，对其每年补贴经费25万日元，其中驶往中国的航线每年补助20万日元。另每隔一年发给书院经费1.5万元。三菱汽船会社迅速发展为日本近代最大的航运企业。1880年，三菱轮船公司进入香港、天津、芝罘、牛庄(营口)。1882年，日本政府又发起成立京都输入会社。1885年9月29日，三菱会社与京都会社合组为日本邮船株式会社，资本总额达110万日元。日本政府继续给予该会社许多特与优惠待遇，保证投资者在15年内可获年率8％的股息。日邮在日本继续保持第一大航运企业的地位。1893年，日邮改制为株式会社。日本邮船株式会社重此诞生。甲午战争期间，日邮充当了日本政府的军事运输工具。为了战时需要，日邮紧急购入大批船舶，其总吨位由1894年的6.4万吨急剧增至1895年的12.8万吨。战时，日邮59％的吨位被日本政府征用，承运了83％的兵员和75％的马匹。日邮和其它公司都从船只征用中大发横财。1895年，日邮航运收入的54.3％来自被征用的船舶。

当年的营口是中国东北大豆的外销集散地，而大豆经过压榨后的豆饼则是稻田、蔗田的上等肥料，营口的豆饼远销至中国南方、日本及欧美各地。因而，营口当地的榨油业也随之蓬勃发展起来。“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五月，由营口（三井洋行）支店发起，拉拢该地大资本家东永茂、西义顺，在大连设立三泰油坊，发起人为日本人三井重员，渡边孝次郎等七人和中国人潘玉田、李序园等四人集资五十万（三井三十万，东永茂集团十二万五千，西义顺集团七万五千）。资本雄厚，使当时各地油坊无法与之抗衡”。[11]
1923年大连油坊业一览表[12]

1907年五月十八日，有营口仁裕号油坊为三井洋行装运豆饼，其后发生豆饼短缺一案。为此，仁裕号将经纪房公裕昌告到商会，有文书称：“具函，仁裕号为据实陈情事：窃商号于本年三月初三日代三井洋行装 ‘潮州丸’轮船之豆饼运往东洋。据日本回信，起饼之时亏饼壹千片，……查得豆饼之错在未上轮船时被诓取回条，错去八百片另行盗卖。查该饼原由辽阳永盛增船店、配装长发泰交庆隆昶收售船票。把头王殿祯、船户任作宽槽船装饼四百八十片；王玉兰牛船装饼参百二十片，两共八百片。该饼错去之后，牛槽船至经纪房公裕昌经售与东盛和装由‘中越丸’轮船出口，船户改名任维汉、王文阁”。[13]本段短文透露出了当年三井洋行转售营口豆饼至日本的一些内部流程，使我们了解了当年营口大豆制品贸易的详情。

1909年（宣统元年）年末，营口三井洋行在东永茂旧址建筑新房舍用于办公，已经竣工，有新闻媒体称：“本埠三井洋行向系租用东永茂房屋，虽颇宽厂，然形式鄙陋不足以壮观瞻。前经该行主任某君向房主商妥，将旧房拆卸改换新屋，意见相投，动工已多日。刻间外观均行整□，惟屋内设备尚未完全，一俟一律竣工，当行迁入其中，照常贸易云”。[14]该建筑为一二层楼，遗址至今还保存着。

1913年（民国二年），有营口人孙洪典因欠三井洋行债务，最终用土地抵押，有公文称：“立押据人孙洪典，因商业赔累，今将自己下土台地一千二百六十三亩并红契二纸，押与三井洋行小洋一万六千元。……经办人：广濑，立押据孙洪典亲笔，民国二年八月二十日。”

“详为奉发驻营日领转送三井洋行抵押孙洪典契据两张，验粘新契现已完毕。……（二十一日）日领太田喜平，道尹荣厚，县王浣。”[15]文中的广濑是否就是广濑今藏？

1919年（民国八年），营口巨商西义顺联号，因多年商业积弊加之受俄国十月革命羌帖落价之累，于年初宣告停业整顿。其所欠债务和债权人中就有营口三井洋行，其债务的表现形式应是订购豆饼的预付款。在3月5日由总商会召集的债案清理会议上，债案双方达成七条解决办法。“惟洋商三井洋行总办广濑氏，以豆饼、豆油、期飞例有优先权，对此方法颇不认可。经副会长善言劝慰，并云：贵行与义号交往多年，感情素厚，总求格外让步，维持到底，以顾全交谊云云。广濑君又云：中国债权今日到会者多系少年人，天力表决此事等语。副会长答云：埠商受义号债权之累，莫不痛心切肤，盼望早有办法，以资周转。今日开会，宣佈大纲，各债权执事定能漠不关心？今少不更事之人来会旁听乎，即来会者虽非执事，亦皆对义号债务有表决权，何得谓为年轻人无力表决乎？广濑君始终不赞成，遂先辞去。”[16]三井的债务最终还是圆满解决了。

1920年（民国九年）四月，上文中的孙洪典（钦五）、押与三井洋行的土地因无钱赎回，请求延展期限，有公文称：“其呈人孙钦五，原籍营口县人，现住本埠天顺栈，年龄五十八岁。呈为抽赎地亩期限过迫，请求多展期限，以便商办事。窃商前因债押与三井洋行地亩一节，……民九四月十日。立押据人孙洪典，因商业赔累，今将自己下土台地一千贰百六十三亩，并红契二纸押与三井洋行小洋壹万陆千圆。自押言明，粮从地出，所有警学捐款兼钱粮课税，皆归种地主包纳，日后钱到回赎，无钱，永远耕种。……广濑。今保李松亭堂讯不误（东顺合计），执事：姚步云，五月十二日。（日）西宫号执事人：冈崎洁丸，民国九年六月十六日”。[17]文中透露了当年的一些商业内幕。

1923年（民国十二年）11月11日，三井洋行内有人赌钱，在警署的报告中称：“本月十一日，据第二署呈称，重盛街分署署员颜光国呈称：……巡至日商三井洋行门前，见有二人揪扭一处，……张善九供称，适在三井洋行屋内见有众人以乌木牌九赌钱，……奉天辽沈道尹佟，警察厅长刘效琨，民国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8]在旧社会，赌钱之事司空见惯。

1929年（民国十八年）7月，三井洋行被窃，有公文称：“本月九日，据职局第三分局呈称，窃于昨晚九时，据第六分所长张士深呈称，于本日午前十一时，据二道街门牌八号日商三井分行华人经理盛子平到所报告，昨夜二钟余时被贼窃去双雁牌格缐一包，价值金票一百五十元。……该商临街仓库五间，贼由东墙挖洞进屋，……辽宁营口交涉员史、商埠公安局李家鼎 ，民国十八年七月十三日。”[19]

1942年（康德九年），三井洋行是当年营口商工公会的成员之一。

1942年营口商工公会职员兼参事名簿[20]

1945年，抗战胜利、祖国光复，营口三井洋行的职员回国，三井洋行废业。9月25日，中共营口市工作委员会，冀热辽区行署营口市特派员办事处成立，其地址就在三井洋行。

综观从1896—1945年，日本三井洋行在营口及东北的经营史线索。本文从仅能搜集到的少量有关三井物产在营口的活动史料，大致勾勒出甲午战后，日本三井物产利用营口为据点，对东北地区的经济渗透与资本扩张活动的端倪。这也为我们今后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打开了一扇门窗。

参考文献

[1]（日）坂本雅子：《财阀与帝国主义》（2001年译），第1页。

[2]白益民：《三井帝国在行动》（2008年），第15页。

[3]白益民：《三井帝国在行动》（2008年），第15页。

[4]白益民：《三井帝国在行动》（2008年），第15页。

[5]第一物产株式会社：《三井物产会社小史》(1951年),第76页。

[6]营口商工公会：《营口日本人发展史》（1960年译），第27页。

[7]（日）山本条太郎翁传记编篆会：《山本条太郎（三）传记》（1942年），第100页。

[8]营口商工公会：《营口日本人发展史》（1960年译）第28页。

[9]（日）《三井事业史第三卷（上）》，第52页。

[10]营口商工公会：《营口日本人发展史》（1960年译），第34页。

[11]经济研究会：《经济》（创刊号），第320页。

[12]《辽宁工商》（辽图：K250.6/3:26）。

[13]营口市档案馆：《仁裕号函为装三井豆饼短数恳请严究》（1907年）。

[14]《盛京时报》（1909年11月5日）：<三井建筑工程之将竣>。

[15]营口市档案馆：《日领照会日商三井洋行代验孙洪典请查明注册》（1915年）。

[16]《盛京时报》（1919年3月9日）：<会议义号债务记事>。

[17]营口市档案馆：《孙钦五将地押给三井洋行勒追赎回》（1920年）。

[18]营口市档案馆：《警察厅呈日商三井洋行仆役设赌请交涉取缔》（1923年）。

[19]营口市档案馆：《营口商埠公安局呈日商三井分行被窃赃贼未获》（1929年）。

[20]营口市档案馆：《工商联档案》。（13130574015）

撰稿人：营口市西市区史志办 李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