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6月，营口对外开放。“英国领事馆设立后，欧美商人纷纷来此，其中主要者有:奈特洋行(美商)经理:奈特；德雷亚洋行经理:德雷亚、职员:米里施；布拉特洋行经理:布拉特；索兰特、布施洋行经理:布兰特、副经理:布施。其中奈特洋行即旗昌洋行的前身，创设于1862年，是东北地区最早的洋行。”【1】该洋行是美商创办，后来卖给了英国人。

一 旗昌在广州

提起旗昌洋行的历史，首先要追溯美国对华的早期贸易。1784-1785年，“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成功，开辟了美国对华贸易的先河。美国政府于是把目光转向东亚，希望通过鼓励对华贸易，拉动美国国内经济的增长。在“中国皇后号”于1786年再次前往中国前，随船的商务代理山茂・萧被任命为第一任驻广州领事。中美贸易的早期，美国商人是通过委托随船的商务代理进行对华贸易的。随着贸易的扩展，一些商务代理在广州建立起自己的代理商行。到1800年，外商已在广州设立了40多家代理行。到1815年，随船商务代理的职业已不复存在，其业务为代理行全部取代。

美商在广州成立的旗昌洋行(1818-1891年)是19世纪美国在东亚建立的最大的代理贸易商行。早在1818年有一个名叫苏梅尔・罗素的美国海盗商人在广州创办一家代理行号，即罗素洋行或称“老旗昌”，这就是旗昌洋行的前身。开创伊始，曾设定“开业五年”。1823年期满，重新改组，并于1824年1月1日起正式开业。这就是后来通称的旗昌洋行。

罗素洋行“是普罗维登斯商人成立的代理行。根据为期五年的合同，该商行的资本为2万美元，由卡灵顿公司、霍品公司及布特勒三方各出资1/3。另一股东是康涅狄格州商人罗素，他无需提供资金，但在五年的合同期内必须住在广州，经营商行的业务。合同期满时，商行的利润或损失由卡灵顿公司、霍品公司、布特勒和罗素四方平分”【2】在此之前，卡灵顿已在广州贸易多年。1805年至1813年在广州经营他的卡灵顿公司期间，兼任过美国驻广州领事，与当时美商在广州最大的代理行普金斯洋行的行主顾盛交往甚密。而顾盛所勾结的是浩官伍绍荣，顾的外甥福布士后来被推荐为伍绍荣的“私人秘书”。

顾盛是1803年参与普金斯洋行业务的，当年普金斯是美国垄断对华贸易的四大行号之一。至旗昌洋行创办时，该洋行已独占了美国对华贸易的一半。在业务的不断竞争中，顾盛唯恐业务旁落，初始怂恿旗昌洋行改组开业，后则把普金斯洋行的一部分代理业务转予旗昌。从此旗昌也就跟着与伍绍荣建立了密切联系。1803年，顾盛又与旗昌取得一项“秘密协议”，把伍绍荣的“私人秘书”福布士介绍入股于旗昌，于是，旗昌洋行与伍绍荣关系更加密切。

这时的伍绍荣，已经是广州华商领袖，一代富绅。他有自己的茶园，伍记牌号的茶叶很早就驰名世界。而他的茶叶外销业务又主要是委托美商经营的。以行商领袖地位与旗昌这样一家大鸦片商勾结起来，直接扩大了这位浩官的私人业务。而旗昌由于得到他的支持，也迅速地在广州拥有了雄厚的基础。鸦片战争后，驻中国各口岸的美国领事，都是由旗昌的股东包办的，如牛庄口岸的奈特。

1829年的一个意外事件对旗昌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年8月，普金斯洋行驻广州的行主顾盛的外甥福布土在上海溺水身亡。根据福布士事先的安排，一旦普金斯洋行驻广州经理的职位出现空缺，罗素可任命他的人选补缺。旗昌行于是接管了普金斯洋行在广州的业务。与普金斯洋行的合并，标志着旗昌行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普金斯洋行成立于1806年，从1811年到1830年与旗昌合并，它一直是在广州最大的美国商行，代理资本雄厚的波士顿商业集团的海外贸易。1829年美国对华贸易的一半是由该商行经营的，普金斯公司和斯特吉斯公司是这个商业集团最为显赫的企业，其核心是马萨诸塞州东部的普金斯、斯特吉斯、福布士、卡伯特等大商业家族的联盟。“这些家族以血缘、姻亲、政治和商业为纽带，在对华贸易中结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不仅在中国设立代理行，与广州行商建立了密切关系，还与欧洲商业金融机构建立了紧密的联系。”【3】

从1820年起，广州的对外贸易从以现金交易为主逐渐转变为以信贷为基础。美商和广州行商广泛使用伦敦汇票进行交易。从1827年到1833年间，美商在广州使用了3900万元的伦敦汇票。与旗昌参股的英国巴林银行的紧密联系，使旗昌行的信贷交易迅速扩展。1831年1月，旗昌拥有资本17.5万美元，在广州的外商中，只有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业务超过旗昌。而旗昌的几个主要竞争对手则相继退出广州的贸易市场。旗昌行成功地占据了广州市场的更大份额，获取了丰厚的利润。1836-1838年，旗昌行3年的股份红利为41786万元，旗昌的股东约翰・福布土和格林于1836年声称，美国对华贸易的一半是由他们的商行完成的。

1834年，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地位被废除后，旗昌洋行成为仅次于英商怡和洋行及颠地洋行之后的第三大鸦片贩运商。在1831年输入中国的18760箱印度鸦片中，超过1/5(3981)箱是由旗昌走私进口的。旗昌行与英商怡和行紧密合作，向华东和华北拓展鸦片贸易。从1835年12月开始，旗昌行的飞剪船“攻瑰号”载运鸦片沿海北上开辟新的市场。

1839年春季，清政府在广东展开声势浩大的禁烟运动。在形势的压力下，伍浩官以断绝贸易关系为借口胁迫旗昌行在2月27日宣布放弃鸦片走私。在美国人交出的1540箱鸦片中，属于旗昌的有1440余箱。但这些被没收的鸦片都是英商存放在旗昌行托售的货品，旗昌行实际上只损失了25万元的代理费。而在1839年的最初5个月，旗昌在其他贸易上盈利5万元，弥补了鸦片贸易的损失。1832年至1842年间，鸦片仅占美国输华货物的1/10，而同期，英国输华货物的2/3是鸦片。

鸦片战争期间，旗昌利用英人暂时撤出广州的机会，扩大了经营规模。1840年1月，旗昌兼并了罗素一斯特吉斯洋行。该行由美商于1828年建于马尼拉，1834年在广州设分行。其后，旗昌洋行便成为在华的第二大外国商行，其地位仅次于英商怡和洋行。在兼并罗素一斯特吉斯洋行的同时，旗昌于1840年1月1日进行了改组，库利治因为在1839年反对接纳罗伯特・福布士为股东而冒犯了福布士及其他股东，从而被挤出旗昌。在旗昌改组的当日，库利治宣布创立琼记公司。在英商因鸦片纠纷而撤离广州后，琼记便成为怡和在广州的代理商，成为旗昌的竞争对手。

1839年5月英商撤离广州时，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劝美商一起行动，以对中国施压。但旗昌行东罗伯特・福布士予以拒绝，而利用中英对峙之机大展商务。茶叶贸易季节一开始，停泊在珠江口外的英国商船便急迫地利用美国人为中间商，把洋货带到广州贸易。而留在广州的25名美国商人全部投入这一运营，从中获取高额的代理费和运费。从1839年5月至1840年6月，美商利用上述机遇，从中介贸易中获取了暴利。同时在政治上还赢得中英两国的好感。实际上，以福布士为首的8名旗昌商人在按清廷要求缴出鸦片后，而仿效英国人，于1939年5月25日联名向国会请愿，说服政府派遣商会代表到华谈判商约，以确保美商享有英商在中国谋求的同等权利。

到1842年，旗昌洋行拥有广州和澳门两处商馆，当年的利润额即为13万元。1843年又在香港设立商务代理。同期，旗昌重新建立鸦片走私船队，从事鸦片贸易。1842年8月生效的合同规定，在华的股东可根据中国市场的变动，利用商行的资金投资于茶叶和其他商品，运往英国或美国销售。这体现了旗昌洋行开始放弃了只从事代理业务不直接投资的贸易原则，开启了从纯代理商向综合商行的转变。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行商制度被迫撤销，广州行商伍绍荣之子伍崇曜便入股旗昌，由自挂牌号的行商摇身一变而为旗昌的股东。这是以“华商”而附股于洋行较早的例证。从此，旗昌洋行便进入利用买办华商资本进行经济侵略的新的阶段。

广州行商首领伍绍荣浩官在旗昌人的眼里是位传奇人物。浩官在1834年拥有资产为5200万美元，是当年世界上最富有的商人。罗素初到广州，就与伍绍荣建立了贸易关系。旗昌与普金斯洋行合并后，与伍绍荣的合作更为密切。浩官是旗昌行最大的客户，1833年后，伍绍荣的所有海外贸易都是由旗昌代理经营的。1836年旗昌行经营着浩官100万元的海外贸易并从浩官处获得60-70万元的贷款。1860年代，浩官通过旗昌投资美国债务的金额达300万元。此外，浩官还向旗昌提供低息贷款及20万元现金作为应急资金。1828年至1881年间。浩官家族每年从旗昌得到3万元的利息。1881年，旗昌行欠浩官家族的债务超过100万元。从1881年至1890年旗昌行破产的前夕，每年付给浩官家族的利息增至4.5万元。

旗昌的福布士兄弟与伍绍荣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约翰・福布土从1830年起担任伍的英文秘书，他因病于1831年回国。福布士于1834年重返广州旗昌行后，伍把自己所有的海外贸易交给其经营，让福布士分享10％的利润。果然，福布土两年内就赚了15万元，时年25岁的福布土于1836年衣锦还乡。同时，浩官委托福布士在美为其经销货物，通过福布士，伍绍荣在美国铁路股票上的投资近150万元。

在鸦片战争期间，旗昌商人在英军采取军事行动前向浩官家族通风报信，使他们及时避难。旗昌商人又将浩官的数百万海外资产转至旗昌行名下，以避免被英国人没收。伍绍荣于1843年9月去世，他曾把大部分留给后人的财产托付给旗昌行管理。生前，浩官在生意上乐于接受孟加拉汇票作为购买茶丝的付款方式，为旗昌代理商在孟买和加尔各答购买鸦片提供了便利，使旗昌能迅速成长为美国在华商贸中最大的鸦片走私商。

二 旗昌在上海

鸦片战争后，西方商业势力向新开口岸扩张中，旗昌是最早的一批洋行之ー。“1843年底，上海刚刚开埠，旗昌洋行就派股东吴理国到上海活动。次年，宁波开埠，吴理国被委任为美国驻该口副领事，到1846年又调任为美国第一任驻上海领事直到1854年为止。”【4】从此，上海口岸的总领事职位，又落入旗昌股东手里。上海也像当年广州一样，形成所谓“旗昌洋行时代”。

在洋商侵略势力日益扩张的同时，以前和洋商密切勾结的广州行商就变成了清廷处理“夷务”不可或缺的人物。因此，当局挑选为洋商“素所深信”的浩官伍崇耀及爽官吴天显，去上海襄办“夷务”。吴天显1832年就是英商麦克尼亚克洋行的买办，他的兄弟吴健彰就是利用这层关系登上政治舞台的。1848年起，吴健彰终于当上了上海道台，吴氏是买办官僚化的最早一个家庭。攀上洋商势力登上政治舞台的吴健彰，后来直接投资于旗昌而成为7大股东之一。而自从吴健彰加入后，旗昌就成为中美两方亦官亦商人物的联合体，其主要业务是走私，特别是鸦片走私。在吴健彰的包庇下，旗昌老板更加肆无忌惮，他们公然把领事的职责用来充当经营商业的工具。例如美国驻上海第二任领事，旗昌大股东祁理蕴便是“名充领事，实仍贸易”，在走私偷税上始作俑者的人物。

1853年，吴健彰以上海道的身份与旗昌大股东，美国驻上海副领事金能亨及英国领事阿礼国一起，编制“暂行征税制度”，把持上海口岸的征税特权，这就更给美商大开了方便之门。美国驻华公使又乘机授权金能亨利用征税特权，准许美国船只毋庸关税以任何注意，也毋庸请领任何出港许可证书，而任便出港，完全将上海作为一个自由港看待。在此种情况下，直接受益的自然是旗昌洋行，旗昌进出口贸易在1850年代中叶达到一个“顶峰”，以后便逐渐衰退下来。而在“暂时征税制度”的包底下，走私、偷税、反海盗护航各色不法活动甚嚣尘上。还是从此时起，旗昌老板萌生了置办轮船、发展航运的念头。

1850年代末期，新兴的在华外资银行，在汇兑业务上，与洋行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旗昌洋行原先经营的汇兑业务也大受影响。此方面的损失也驱使旗昌不得不开拓新的业务领域，因而发展航运业也就提上了旗昌的议程.

1856年时，旗昌大股东金能亨就提出了扩充新的业务活动的建议，以便适应新的形势；因此已酝酿谋划100-120万元的资本金额，图谋扩张经济侵华活动。尽管旗昌是在华的大洋行，但它的资本实力毕竟有限。当时在其50万美元的资本总额中，伍(浩官)氏家族的长期贷款就占了30万元之多。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伍氏家族面临着破产的境地。伍氏开始从旗昌抽提资金。这就使己衰落的旗昌顿时又失去了一大支柱，当时账面上的贷款、存款两项一度只剩下6万元。从此，金能亨便由相互依存达30年之久的“伍浩官”转向新兴的上海买办华商去寻求支持。凭借他多年在上海的闯荡与当地买办华商建立的联系的条件，终于成功筹足了一大笔可观的资金，化解了旗昌所面临的困境，并一举达到了筹组轮船公司的宗旨。

“1861年3月，金能亨开始约合‘华友’集资4.5万从旧金山买到一艘456吨的轮船‘惊异号’从事长江轮船运输业务”。【5】两个月后，他又提出一项扩充本金至32万元的规划，但是，此时旗昌洋行的老板们依然热衷于稳收佣金的“传统代理业务”不愿在当时还处于清军与太平天国交战状态的长江航线冒险行事。他们支持金能亨扩张在华航运势力的计划，却不同意由旗昌洋行大量出资，于是，金能亨便再次拢络华股。由于他与华商一直有业务往来，关系密切，因而使他圆满地完成了这次扩充资本增添华股的计划。而在这32万元之中，有一半是上海华商的资本，而金自己投资总计不过2万元。在这些华商股本中，有旗昌洋行的买办，也有与旗昌交往甚密的本地富商。在旗昌的第一届股东里。以个人名义出资的有阿荣、顾丰新、陈怡春、阿开、王永益、阿友等人；以商号名头出资的有昌发、胡记、隆昌等。其中阿荣、昌发、顾丰新都是旗昌的广东籍买办；陈怡春就是湖州大丝商陈竹坪，顾丰新同时还是以丝货牌号“顾记闻名于上海的商人。”【6】这批上海滩有名的买办商人加入旗昌，使旗昌之外的洋行准备招来华股的计划落空，比如琼记洋行的计划就是这样流产的。

为了和英商怡和、宝顺等洋行相对抗，金能亨还隐秘地在其他洋商中从事招股活动，最终至少有15家上海洋商入股旗昌。其中包括英商义记洋行、泰和洋行、公易洋行，及美商同孚洋行，德商禅臣洋行等，就这样，在近一年的时间内，金能亨为旗昌轮船公司召集了100万两资本。其中有60~70万两是华商买办的资本，旗昌以外的洋商资本约占30~40万两，而旗昌本身的投资却很有限。

“1862年3月27日，旗昌轮船公司终于在上海宣告开业。”【7】从资本来看，旗昌轮船公司是洋商和买办华商大规模勾结而创办的在华企业最早的一家，是西方列强在华经济入侵的典型一例。旗昌在上海设立轮船公司后，即着手在其他口岸设立分公司。

三 旗昌在营口

1862年八月，旗昌在营口(牛庄)设立轮船分公司，经理为美国人奈特( Knight)，奈特同时兼任美国驻营口首任领事。

美国驻营口（牛庄）领事年表【8】

营口美国领事馆位于现今文联路南，民盟路西原邮政局的位置。

营口旗昌洋行行址位于八田地域内，原市高中南墙外，原普济医院东邻的一幢英式建筑内。据原师专靳维勤教授介绍:“1960年我进了高中教师家属宿舍(原普济医院的两个房间)。从住室东窗向东望去，就可望见很大范围的也很高大的青砖灰瓦建筑，房舍前面有几棵杨树。到1970年后，那里成为了“520部队”的留守处，并驻有家属。到了冬季我常去那里打自来水，我看到那所建筑很宽大，面南有三个大门，门前均有水门汀台阶六阶。房舍的窗子都有百叶窗，窗子上也为半圆并有米字的窗楞，这是典型的英式建筑式样。房间宽阔，大约有十八间。于房舍接连的后部也很宽阔，好像存货物的库房。听在八田地居住的营口老人们说，那是英国“旗昌洋行”的原址。该遗址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被拆除。其曾作为当年荷兰、瑞挪驻营代理领事的办公地点，而代理领事分别为旗昌洋行的三位经理人，他们是奈特(美国)、班迪诺(英国)、法马(英国)(瑞挪1880年由英领阿林格监管)。

营口旗昌轮船分公司在辽河南岸拥有两处码头和栈房，分别在东双桥和营口日报社西邻。西旗昌栈房为一座具有尖顶的青砖哥特式建筑。

四 民族航运的崛起

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沿海的主要港口以及长江的内河港口都被迫对列强开放。外国的商业船队在中国沿海肆意活动，这也引起了中国商人对航运事业的关注。华商最初从事商业性航运活动的是一些买办或买办化的商人。

19世纪50年代末，已经开始有少量买办商人在外资航运企业中附股。1859年，上海琼记洋行订购一艘“火箭号”轮船，其造价中10％的资本来自中国商人的投资，但当时这种现象并不十分普遍。

60年代初，在沿海通商各口出现了大量买办商人购买或租雇洋船，而又寄附在洋商名下的现象。如1861年4月3日，广东商人陈卓卿雇用美籍夹板船赴牛庄(营口)试图销售货物。华商或用自有资金购买洋船，委托洋商经营；或者打着洋商的旗号，与洋商合作，但主要的形式仍然是在外企中投资附股。这些华商在买雇夹板洋船后，大多托洋行出面。在外国领事馆呈报，改头换面登记注册，从来不报地方政府立案。这其中原因是在进出口报关纳税时，如果由洋行出面，“只须完税，并无捐项”，而华商“既应完税，又须报捐”。于是，“华商避捐，因托洋行；洋商图利，愿为代报。”【9】这种买办商人与洋商的结合成为当年航运界的普遍现象。“从1859年至1872年期间，外商在上海、香港等地设立的琼记、清美、旗昌、省港澳、华海、北清、公正、中国太平洋等9家轮船公司，共有资本5233550两，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华商筹集的。”【10】

华商附入资本最多的洋行是美国的旗昌洋行，1862年旗昌轮船公司的100万两创始资本中，华商资本竟占了六七十万两。旗昌后来又创办扬子保险公司。轮船、保险两公司资本140万两，旗昌自己仅投入6万两，其余资本主要是从华商中筹集的。在该公司，“中国人是最大的股东。”【11】旗昌等外国洋行附股的华商，实际上居于附属地位，他们虽然“股份居其大半”，但仍然“暗受洋人盘折之亏”。【12】

除了附股投资外，华商也经常以向外商租雇轮船的形式进行经营活动。1865年，抵达牛庄的274艘外籍船只中，有237艘是华商租雇的，余者是属于外商自己经营的。

华商的寄附经营活动，对于西方列强掠夺中国航运利润、进行渗透活动非常有利，但这种经营活动却给清政府的关税等项收入造成了巨大的亏空。一些华商“冒充洋商，拒不交税纳厘，并于买土货后沿途销售，任意偷漏税饷，各关口无从稽查，殊于内地税课有碍。”【13】60年代初，华商的寄附经营活动引起了清廷的注意和重视，一些洋务派官僚更极为关注。

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中一部分官员开始从事以“自强求富”为宗旨的洋务运动。开始酝酿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并认识到了近代工业与交通运输业的相互依存关系。于是，设厂造船与奖励华商购买轮船便成为60年代中后期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1865年7月与9月，清廷总理衙门先后收到闽浙总督左宗棠、广州将军瑞麟所拟定的“华商购置轮船章程”。这是清政府官员首次拟定的准许华商购置轮船的章程，这对中国近代航运业有着深远的影响。该章程经过多次磋商和反复修改，最终由李鸿章定盘。1866年4月正式定名为《华商买用洋商火轮夹板等项船只章程》，共6款30条，1867年10月3日以上海通商大臣曾国藩的名义公布实行。

19世纪70年代初，外国轮船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活动发生了新的变化。1869年11月，沟通欧亚两大洲交通的苏伊士运河正式开航，欧亚之间的航程大为缩短。1870年3月，驶经埃及的第一艘西欧轮船抵达中国。1871年4月，欧亚海底电缆远东段的香港上海段开始联通。6月，香港新加坡开始通话，上海与伦敦可以直通电讯。

便利的交通线路与先进的通讯手段吸引了更多洋商参与对华贸易，“经常开到上海去的轮船数目一年比一年多”，在北洋航线，从1867年至1872年，到达牛庄的轮船从20只上升到29只，帆船则从307只下降到229只。外国航运势力对中国江海航运的垄断程度进一步加剧，所攫取的利润也逐年增加。旗昌轮船公司在长江等航线的垄断地位得到巩固，1871年旗昌营业利润在分配了12％的股息之后，尚结余40余万两。1872年初，旗昌又增加股份37.5万两，确立了在中国江海航运界的霸主地位。

面对西方航运势力的咄咄逼人之势，中国航运界人士进一步认识到发展本土的“轮船招商”是一条适合发展中国轮业的积极途径。1872年3月，总理衙门函询关于轮船招商之事。李鸿章接函后，以北洋通商大臣的名义饬令各相关官员详细筹划。3月5日，李鸿章授意津海关委员林士志与广帮商人提出议呈九条，略为:“公凑本银30万两，公举总商承揽，由官稽查，或发公款若干，照股均摊生息”。【14】同时，李鸿章博访周密，终于物色到一位“为殷商所深信之官”即经办海运十余年的三品道员、海运局委员、浙江候补知府朱其昂。

1872年夏，李鸿章借在天津视察兑漕的机会委派朱其昂同津海关道丁寿昌商谈轮局筹办事宜，并特别邀请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参加。李鸿章为了直接控制即将诞生的轮船招商局，特地派人“传谕”，要亲信盛宣怀“即日办装北上”，参与招商局的筹办活动。最初主持拟定招商局章程的主要是朱其昂，参与起草的还有其弟朱其诏和买办商人李振玉。经过多次讨论，朱其昂在8月初拟定了《轮船招商节略并各项条程》共20条，总局设在上海。

为了等集开局所需的巨额资金，李鸿章与津海关道陈钦、天津道丁寿昌商议后，于8月15日报请户部拨借直隶练饷局存款制钱20万串，作为开局商本，官方只取官利，不负盈亏责任，属于借款性质。

为了尽快筹集资金，强调在华商中招收股份，争取置有轮船的商人入局，规定轮船招商公局股份每股100两，股数不限，股金按年一分起息。凡能招满300股者准充局董，每月给薪规银15两，各项优惠措施的出台，使股本很快收齐。

李鸿章致总理衙门的信函和上奏朝廷的奏折，是招商局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文件。阐述了洋务派创办轮船招商局的基本动机，指出了招商局实行官督商办的管理体制，规定了招商局执行“分运漕粮、兼揽客货”的经营方针。整个晚清时期，招商局原则上遵循了上述原则进行轮运业务的管理和运营的。

为了尽快开业运营，招商局开始向外商洽购轮船。11月购进大英轮船公司“伊敦号”轮船，价50397两，载重1万石。又从利物浦购进“代勃来开号”轮船，价10万两，载重1.8万石，改名“永清号”。又由德商经手购进“利运”轮，价8.3万两，载重1.7万石。随后又由惇信洋行经手以7.4万两从苏格兰购进“其波利克有利号”轮船，载重1.7万石，改名“福星”。同时，从浙江调拨“伏波号”轮船，以备漕运。

1873年元月17日(同治十ー年十二月十九日)正式开局，局址设在上海洋泾浜南永安街，中国近代第一家大型航运企业在上海正式宣告诞生。

然而，轮船招商局成立伊始就直面咄咄逼人的旗昌轮船公司为首的西方在华航运企业的激烈竞争。旗昌公司“在1867年—1870年，每年所获净利都在70万两以上。到1870年为止，旗昌已拥有轮船17艘，总吨位达25800余吨，总资产接近240万两。”【15】为东亚地区最大的商业船队.

19世纪70年代以后，旗昌总裁一方面大规模地进行提存准备，把盈利转化为资本，一方面又据此发行临时股票、扩大营运资本。“旗昌的股票行情于是扶摇直上，一时竟成了华商热买的对象。”【16】1871年旗昌营业利润在分配了12％的股息后，尚结余40万两。“1872年初，旗昌再次把资本总额增至225万两。当时有许多华商竟愿以出212两的高价购买票面100两的旗昌股票而不可得。”【17】旗昌轮船公司就是这样神奇地发展起来。

五 旗昌的衰落

1869年苏伊土运河的通航及1871年海底电缆的铺设，在中西贸易方式上引起了巨大的变化。便利的交通吸引了更多的洋商参与对华贸易的竞争，而竞争的结果就是西方在华轮运势力的扩张。在这里，特别是英国的航运资本所显示的竞争威力，构成了对旗昌的巨大威胁，尤其是在长江航线上。1871年英国侵华势力又威胁清政府，允许英商深入四川进行贸易活动。

英国人的这些行动立即引起了美国当局的注意。1871年2月10日，美国驻华公使娄裴迪致国务卿费奚的报告中指出:“就美国商人来说，扩大中国内河轮航，比扩大对华贸易更为重要。”【18】接着旗昌便派人去宜昌勘测港址、购买地皮，以便兴建仓栈，延伸上海汉口航线，以维护其在长江航运中的垄断地位。

但是，旗昌的努力并不能阻止来势汹汹的英国航运势力的竞争。“此时，英国的马立师、美记两家洋行先后曾以3艘轮船闯进长江。”【19】然而，真正迫使旗昌屈服的却是怡和与太古两家英商大洋行。

1870年初，由于贸易上的风险，怡和决定创办轮船公司。在他们看来，创办轮船公司即使亏赔，也比贸易上的风险给贩运茶叶带来的损失强。据怡和档案记载，在它创办轮船公司以前，就拥有一支船队。它所运营的船只，大半都是华商“所有”，受华商之“委托”，代华商“经营”的。由于受华商委托，估算怡和在1871年一年之内的佣金、码头等项收入，即达10万两之多。

1872年，由太古洋行创办的太古轮船公司也在上海正式成立。太古的资本为36万磅。创办不久，它便以26万两的价格购买了公正公司在长江航线的全部轮埠设施，以备营运。

1873年4月1日，太古正式开行长江航运。旗昌闻讯，立即决定从同一天起，将沪汉线运价由每吨5两降低一半，并且向太古提出了“不得超过2.5两”【20】的《哀的美敦书》。和旗昌的设想完全相反，太古所订的运价不但没有超过2.5两，反而降至2.5两以下。

“在这种情况下，旗昌操纵运价故技己不能发挥它原有的效力”【21】。因此，经过一场削价竞争以后，旗昌不得不与太古谋求妥协。1873年7月，两家公司又达成一项“临时协议”，把长江航线的运价暂定在3.5两的水平上。

也在此时，轮船招商局开辟了长江航线。西方列强尽管存在着利害冲突。但在扼止中国新式轮运业的兴起方面，从来都是“利益与共”的。因而旗昌太古对招商局的轮船，立即采取措施，“合力排挤”，“各项水脚减半，甚至减三分之二”【22】.但是，招商局的船只有漕粮优先承运及回空免税等特权，而此时大买办唐廷枢、徐润亦已入招商局，因而旗昌太古的压价伎俩未能得逞。旗昌在长江航线的垄断地位，就更加削弱了。

1876年，猖狂在华活动15年的旗昌轮船公司宣告破产。从此，这个依靠买办华商的支持，曾经独霸长江航线的美国轮船公司的垄断地位，就此被另一个更擅长利用中国买办的英国船业资本—太古轮船公司所代替。

旗昌轮船公司是于1877年将全部财产卖给招商局而告终的。旗昌的失败，一方面固然与内部经营的亏损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美国国内社会的变动有关，这是以后的研究。

营口的旗昌分公司于1876年兑给了英国人班迪诺。而旗昌的经理人奈特也将美驻营领事一职交给了班迪诺。

美商旗昌洋行从1824年在广州成立，到1862年在上海及营口等地成立轮船公司，至1876年旗昌上海轮船公司破产，最后于1891年广州旗昌倒闭，这个美国近代在东亚最大的商业集团，是西方经济侵华的急先锋，在中国赚取了巨额的利润，书写了一部在华扩张的发迹史。

参考文献

【1】（日）《满铁调查月报·25卷》（6号），第167页。

【2】何思兵:《旗昌洋行与19世纪美国对广州贸易》。

【3】何思兵:《旗昌洋行与19世纪美国对广州贸易》。

【4】《聂宝璋集》(2002年)，第112页.

【5】《聂宝璋集》(2002年)，第117页。

【6】《上海县续志》(1918年)，第13页

【7】《北华捷报》(1862年3月29日)。

【8】《清季中外使领年表》(1985年)，第188页。

【9】《海防档・购买船炮(三)》，第809页。

【10】汪敬虞:《唐廷枢研究》，第99页。

【11】刘广京:《英美在华轮运势力的竞争》，第29，35页。

【12】《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1》，第390页。

【13】《通商章程成案汇编・卷8)，第15页。

【14】《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2》，第4页。

【15】《北华捷报》(1872年1月4日)。

【16】《上海新报》(1872年2月24日)。

【17】《新报》(1877年3月28日)。

【18】《美国外交档》(1871年)，第94页。

【19】《申报》(同治十一年六月十二日)。

【20】《北华捷报》(1873年4月3日)。

【21】《汇报》(1875年1月23日)。

【22】《洋务运动・第6卷》，第13页。